1912年2月12日，末代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，这就意味着享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是彻底灭亡了，随即变踏入了民国时代。在改朝换代之后，为了庆祝迎接新时代的来临，历朝历代统治者在开国之初，都会颁布一道普天同庆的诏令，那就是大赦天下，将大部分犯人赦免。那么，清朝灭亡，民国建立后，又是怎样对待前清犯人的?
有人认为，民国自然也会像历朝历代那样，赦免前朝犯人，毕竟朝代变了，领导班子也变了，现任领导班子没必要处理前任领导班子的遗留问题。
但事实上，从前清到民国的巨变，对监狱系统里的工作人员而言，不过换了一套工作制服，换了一套监狱管理条例，其他事项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民国全盘接手了前清的统治权，自然也全盘接手了前清的犯人。
民国不可能像历朝历代那样赦免犯人，毕竟时代进步了，民国时期人们的法律意识远强于古人，如果大规模赦免囚犯，难免引发社会争议，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动乱。将一些十恶不赦之人释放，也不利于社会治安。
所以，从前清灭亡到民国建立，大部分犯人继续坐牢。为何说大部分呢?因为确实有少部分犯人，清朝灭亡后便被立刻释放。
这类“犯人”主要是政治犯。何谓前清的政治犯?通俗地说，就是在前清参加革命起义的人，也即革命党。这些人对清政府而言，是十恶不赦的反贼;但对民国政府而言，无疑是肇造民国的功臣。
他们非但无罪，恰恰相反，是有理想、有节操、有勇气的“三有英雄”，所以，民国甫一建立，他们就被直接释放。
事实上，对于这类“政治犯”，早在清朝灭亡前夕，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时，就已经开始重获自由。比如汪精卫(当时他还是个向往革命的英豪)，他因刺杀摄政王载沣入狱，便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获释。
除了政治犯，还有一些犯人也会被释放，比如犯罪性质较轻的犯人。
这类犯人主要分为如下五类：
1、治安犯：小偷小摸的犯人。
2、经济犯：诈骗犯、欠债不还者等。
3、道德犯：不敬父母、祖父母的犯人等(在清代，不敬父母是犯罪，严重者可判绞刑、流放)。
4、职务犯：普通的贪污渎职犯(主要是官吏)。
5、封建王朝特色犯人：如因言获罪的言官，触犯禁忌、僭越的官民。
这类犯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，有的甚至不具备危害性，特赦他们，一是庆祝民国成立，彰显新政府的恩德，二是减轻监狱的负担。
轻罪犯可以释放，但有两种重罪犯人，绝对不能释放，该怎样怎样，一切按照法律而行。
一种是杀人犯。这类犯人社会危害性很大，而且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如果将其释放，正义难伸，民愤难平。
一种是强盗犯。这主要是指土匪、横暴的抢劫犯等，这类犯人社会危害性也很大，而且还会影响民国政权的稳定。
针对犯人的处理，民国政府成立后，还做了两项重要工作：
其一，重申冤假错案。为了显示新政府的公正，对于那类有争议的案件，民国政府会发回重审，如果经重申，有关“犯人”确实存在冤情，自然会被无罪释放。或者，虽然有罪，但罪状比较轻，符合释放原则，也会被释放。当然，如果重审后，发现犯罪属实，且属于重罪，那就得继续坐牢。
其二，颁布假释制度。1913年，北洋政府参考西方管理牢狱的方法，正式颁布《监狱准则》。新准则下，前清犯人如果入狱期间表现良好，且狱期达到了一定年限，便可申请假释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宣统退位后，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，其实颁布过一道类似古代大赦令的总统令：
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“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”，一切罪犯“无论轻罪重罪、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正未结正者，皆除免之”。
前面的内容，就是对这道总统令的分析。
总结：北洋政府释放的前清犯人，基本是小摸小偷等轻罪犯，或革命党、触犯封建王朝忌讳(在民国政府看来)的无罪之人，那些犯罪性质恶劣的犯人，不可能因为改朝换代而逍遥法外。所以，人一定要遵纪守法，不要心存侥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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